【车讯】二汽教父黄正夏(9)

小平视察

我要特别谈谈邓小平视察二汽的情况。 1980年7月20日，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。 7月22日小平去二汽视察，花了半天时间。 二汽的各专业工厂分散在周围几十公里，邓小平到达后，一边视察一边和我们说话。 我报告说，二汽的重建是李先念同志批准的。

“我看了国务院的意见，赞成。 你们这个意见很好。 》之后邓小平对我说:“其他大工厂可以吗？ ”。

赚钱的话应该能做到。 我回答说，“二汽从建设军车开始。 关于二汽的迅速发展，是以军车为中心还是以民车为中心？ ”。

“看军车很好，但从长期来看，基本上，必须迅速发展民用物品。 ”。 邓小平干脆地说。 这句话很重要。 据此，我们计划了10万台的生产能力。 其中，军车4.5万辆，民品5.5万辆大胆占民品的90%，军品2.5吨和5吨越野车各调整为5000辆。

小平还问是否要组织联营企业。 这个模型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做过，当时被称为汽车信托，但流产了。 我说:“我们已经开过好几次会了。 我打算明年也做。 ”。

他鼓励我们打破“小而全”，遵守竞争，促进联盟。 “一汽、二汽这一大工厂要以名优产品为核心，带领几个省区进行专业合作，组织联营企业。 ”。 1981年，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汽车工业联营企业，即“东风汽车工业联营企业”。

参观生产线后，邓小平说:“你们各方面都很好，但海外电脑被广泛使用。 你们的电脑还有点少。 你必须用它来帮助生产，帮助设计。 多去海外视察，差距在哪里”。

他问我:“你对厂长的责任制有什么意见吗？ ”。

我说:“从方向看，没关系。 但是实际上，厂长不仅要生产，还要管理社会，吃、喝、睡。 而且，很多厂长不擅长业务。 ”。

“这个事件以后再讨论。 ’他说，这也是方案之一。

我们带邓小平同志们参观了引进的世界上最先进的12000吨热模锻压连续生产自动线。 锻压机有六层楼高，是德国为我们生产的第一台。 购买这个设备是在1974年，“四人组”最猖獗的时候。

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该设备的引进过程。 我们从德国用散财回国了。 二汽位于三线，外国人不能进去。 外国专家认为我们安装不了，进口的是一堆废铁。 后来德国人想知道机器的运转情况，咨询李先念，批准后，德国工程师来到十堰。 上车，他一言不发，不进会客室，也不吃饭，径直跑到单位。 看到机器在运转，他很吃惊，在机器前站了40分钟，然后让陪同人员理解了设备的采用情况，我们做了那些改善。

听后，他高兴地说:中国人很棒，这台设备的运行让我看到了建设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决心、气魄和能力。 晚上，他给工厂打电话说:“正常工作。 放心，中国人很好。 ”。

参观到最后，邓小平发现了王兆国。 因为中央办公厅的指定最多只能陪同3人。 二汽党委最后明确了接待方案，由我和王兆国全程陪同。

“这个青年在做什么？ ”邓小平指着王兆国问。

“我们年轻的副厂长”

“工厂的副厂长还是工厂的副厂长？ ”。

“工厂副厂长”

“几个？ ”。

“38岁”

“你们的副厂长这么年轻，我知道中国有人才。 你不敢用吗？ ”。 邓小平说。

我跟他说了。 王兆国不是用直升机骑的，是一步一步地做的。 他是车桥厂的技术人员，后来调到总公司工厂当团委书记，后来当了党委常务委员、工厂政治部副主任，后来又去车箱厂兼任党委第一书记，后来当了总公司工厂副厂长。

这个同志不容易啊我从几件小事上评价过。 第一，他从党委常务委员、政治部副主任调到车辆厂当了工厂干部，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 为了全心全意搞好车辆工厂，搬家了。 而且他妻子当时还病着。
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他使车辆厂在全厂26个分厂中首次进入了“大庆式公司”的分厂。 经过这样的考验，他成为全面的人才，在车辆厂一晾就三年了。

然后再次派他去总公司工厂，协助副厂长的生产管理。 1982年，十堰下大雨，40家工厂进水，机器浸水。 我对王兆国说:这件事，都要对你负责，目标是在(还不能说需要)一周内恢复生产。 为了考验他，我们没有有意识地帮助，结果一周后生产全部恢复了。 所以王兆国是党委有意识地培养的人才。

邓小平视察后，几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来二汽视察。 1982年，薄一波副总理去二汽视察说，“湖北有一二三，一台是武钢1.7米宽的钢板连续轧机。 二是二汽；三是葛洲坝水利工程。 这三项大工程各有优势，武钢是所有引进的葛洲坝都是自己做的。 二汽自己做引进。 ”。

他还说:“二汽在深山老林里，这么穷，这么困难，怎么能吸引这么多知识分子？ 知识分子不仅需要钱，他们似乎更重视事业。 有事的话，有前途，有价值，再艰苦也能召集人才。 你没有案子，没有前途，钱就挽留不了他。 所以钱是有用的，但不是绝对的”

试车场和学校

我们在襄樊建设了迄今为止东亚最大的公路试验所。 实际上，二汽在十堰开工建设时，计划中有试运行场，当时计划投资6，7000万美元，地点在襄樊东津湾。 之后在地质调查中，认为那里的土质有厚的膨润土，不适合建造试车场。

到了1975年，中汽车企业决定由他们直接指导试车场项目，由二汽车托管。 由于地质条件不允许，主管负责人试图把建设地点改为北京、河北、江苏等地，但实际上不想在襄樊建设。 1979年国家压缩了建设项目，试车场项目中止了。

1980年，二汽筹集资金开始快速发展，有很大的自主权，把试车场列入要点迅速发展项目，总公司工厂拨款4400万元，地点定在襄樊基地油坊岗附近。 1983年10月，我们报告了工程任务单，这里的地质依然是膨润土。 怎么办？ 遇到困难时，负责技术中心试车场建设的工程师陶天炳对我说:“二汽建在哪里，我的试车场建在哪里。” 离开汽车厂，建了什么试车场？ ”。

他委托有经验的设计单位进行调查，经过90多个挖掘采样分解，油坊岗一带的地质问题不严重，解决后完全可以处理。 陶天炳因为到处乱跑，受伤的脚没有及时治疗，最后受了终身残疾。

考场成立后，地点在哪里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。 但是，项目书登上报纸后，仪表委员会一直没有得到批准。 陶天炳很着急，问我有没有办法应付。

“计委是哪个主任分管？ ’我问。

“黄毅诚”他回答。

“我们去找他，向他报告清楚。 ”。

于是我带着陶天炳找到了黄毅诚。 黄是湖北枣阳人，见到我们，很客气。 我向他报告了试车场的情况，请他支持。

他直接表示反对。 “你的工厂正在建设中，离正式发车还早呢。 你急什么？ ”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和他争论起来。 “试车场和整车厂应该同步建设。 如果建了汽车厂，建了试车场，生产的车在哪里做实验？ ”。

他依然摇头不同意。

我很奇怪，“我们在筹措资金，所以不需要从国家那里拿到钱。 你为什么不同意？ ”。

“不管你筹措资金还是国家出钱，我都不同意。 ”。 他说。

我有点着急，告诉他。 “黄主任，试车场的建设是关系到二汽快速发展的大问题，你现在不承认。 两年后，这4400万元可能光买土地还不够。 ”。

“现在一亩地多少钱？ ’他问。

“6500元。 再过两年至少两倍。

没人知道他会说“即使这样我也不同意”。

我既没有真的生气的理由，也不说道理，也不松口，“这到底是什么道理？ ”。

看着我，他反而释然了。 “我们展开说吧。 不是我不批评，你那里的地质不行。 我是枣阳人，还不明白吗？ 你那里是膨润土，现在建设，那时不管质量，中途退出的话，钱会越来越多。 ”。

知道原因，我轻松了。 “我是襄樊人。 我很了解那里的情况。 ”。 然后，我把设计机构的调查结果告诉了他，指着陶天炳说。 “我专门带了工程师来。 以防万一，我们开了90个样品孔。 我能听到他的详细报告。 ”。

“这个人怎么不早说？ ’黄先生的态度明显改变了。 “如果是真的，情况也不要问，马上批下来。 ”。

试车场的项目终于通过了。 整个车场面积2250亩，我们修建了三条特别陡的爬坡线，坡度分别为40%、50%、60%。

然后，我们开始了大学。 最初我们在上海开了“721大学”，首先对员工进行了技术训练。 但是，这种培训班式的教育不能满足二汽的长期快速发展。 经过反复讨论，我们决定建设四年制的正规大学。 在给湖北省委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中，我们给学校取名为“十堰汽车工业大学”。 机械工业部的一位教育部长建议:“十堰的知名度太低，最好被称为湖北汽车工业学院。”

1983年7月的一天，我在美国考察，据当地华侨日报报道，“中国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于7月15日正式成立”。 大学建设时，是二汽筹措资金迅速发展的时期，国家一分钱也不给，二汽给学校的钱也有限。 回去后在党委上，我一次没有给汽车学院重复600万元的批。 这笔钱今天只不过是少数，确实是我们从别的地方挤出来的。

这一年，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来考察二汽，参观汽车工业学院和二汽第一中学时，他很吃惊。 座谈会上他说:“没想到你们公司的人这么重视教育。 我口袋里有和德国合作的高级技工学校项目，怎么样？ ”。

他说明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举世闻名，培养大学生毕业后读两年的职业技术教育，动手能力。 德国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至少可以达到4级以上的技工水平。

我突然精神上说:“我们需要很多高级技工。 我该怎么办？ 当然！ ”。

“项目可以给你们，但你必须自己掏钱。 ”他笑着说

“大概多少钱？ ’我问。

“三百万元”黄辛白竖起了三个手指头。

“300万的话300万，我有责任不付给你钱。 你的承认，我们马上去做。 ’当场答应。

黄辛白很快就把项目交给了我们。 从那里出来的毕业生很受二汽欢迎，毕业前经常被“点菜”。 现在这所高级技工学校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技工学校的教师培养中心。

很遗憾余热和

30万辆轻型汽车项目使我终生遗憾。 这个项目从1984年开始准备。 当年9月26日至28日，我们与福特企业副总裁阿尔卡在武汉晴川酒店进行了谈判。 之前的7月，我从二汽厂长的位置下降了，二汽的谈判代表是新任厂长陈清泰，我只做了“参谋”。

这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一些共识:一是最佳经济规模30万辆；二是总投资概算45亿元，其中二汽投入30亿元，福特投入15亿元，合资期限25年至30年。 三、二汽和福特构成合资公司，有关事项由双方谈判处理。 四总装配、油漆、焊接和压力机设在武汉，发动机、车桥、铸件设在襄樊。

这个项目我们也不打算向国家要钱。 因此，我专门找到了中国信托投资企业理事长荣毅仁，请求他支持。

荣毅仁很开明，他说: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黄正夏。 我不仅打算借给你钱，还打算投资二汽。 你想要多少钱，我给你。 资金可以不考虑。 ”。

与福特的谈判花了两年时间达成了基本意向:双方从5万辆开始，通过滚动的迅速发展，逐年增加产量，5年内建设30万辆生产能力。 双方谈判深入细节，准备正式合同时，1986年7月11日，二汽总公司决定中止30万辆轻型汽车项目。

第二天，二汽向双方谈判的北京友谊酒店派遣了两名负责人，通知福特谈判代表团停止谈判。 福特两年来全力投资这个项目，光可行性分析报告就花了300万美元。 现在突然中止。 而且，我认为没有理由，他们不能接受。 福特谈判代表阿尔卡当场流泪。 “没想到你们中国这样的大公司，语言数不胜数，没有商业信用。 ”。

为什么中止了30万辆轻型汽车项目，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。 ( 19 )直到90年代末，我见到了原二汽工厂的设计到处都是金艺州，他翻译了当时谈判的详细记录，比较了参加谈判的副社长许润政和笔记本和日记，知道了一个原因。 项目是二汽自己提出下马的。

1986年我离开二汽时，已经65岁了。 湖北省委同志看到我身体还不错，就让我去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继续工作。 做了两次左右吧。 1993年我72岁，已经做不到了。 因此，1992年我退休后想做什么？ 我想为汽车的快速发展工作，为东风集团的长期快速发展做出贡献。

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，我看到了汽车的迅速发展方向是电动汽车。 2000年12月1日，我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，希望电动汽车作为迅速发展和改造以前流传的汽车切入点，国家能推动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。 六天后，总理发出了指示。 国家科技部非常重视朱总理的指示，十五高新技术计划将电动汽车列入十二个重大专业项目之一，首先启动五个整车项目。

现在，研究生物燃料。生物燃料本来是最清洁、最好的可再生能源，在海外利用粮食制造纯酒精，通过“与人争夺粮食”，粮食价格高涨，受到谴责是很自然的。 我想要的生物燃料必须做五件事:不消耗粮食。 不占用耕地； 不破坏山林、草原、湿地和农业。 不污染环境，不与消灭污染的土壤争有机肥料。

要使酒精制造“五不”，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微生物的自然发酵，发掘生物质自身的潜力，互相转化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快速发展。 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院经过多年努力，筛选出新的菌种，对生物燃料的生产非常有利，我积极促进这个事件。